黄文欢并不是寻常的官员。他早年参与越南革命，并在党和国家各个机构中任职，曾担任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，是胡志明时期越南与中国关系的重要联络人。随着中越关系的恶化，他与黎笋的分歧愈发明显。黎笋在党内掌握大权，外交及安全政策倾向苏联，越中关系日益冷淡。黄文欢对此深感不满，反对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。

他的不同意见使他逐渐失去在公共场合活动的机会，影响力被削弱，甚至被监视。尽管当局未明确对他采取何种措施，但从他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，他已难以正常参与国家事务。改变局势的并非是公开辩论，而是一份医疗报告。1979年夏天，医生发现他肺部有阴影，并初步怀疑为肺癌。鉴于越南的医疗条件有限，医生建议他前往东德治疗。黎笋固然不愿让这位持不同政见的老干部出国，但由于政治后果，不得不同意。

黄文欢在前往东德的途中，在巴基斯坦转机时，抓住机会与中国使馆取得联系。据后来的多种说法，黄文欢在使馆中请求保护，并表达了希望前往中国的意愿。这对中国而言，不仅仅是一般人员的临时避难，更是越南高层领导人公开偏离河内并向中国靠拢的重要政治事件。黄文欢明确表示希望去中国，中方迅速安排了转移。于是，次日他便消失在陪同人员的视线中，河内随即尝试定性，将他称作“叛国投华”，这进一步暴露了中越之间的政治裂痕。

黄文欢于1979年7月5日抵达北京。那时中越边境战争刚结束，两国关系依然紧张。他发表声明，猛烈批评黎笋集团，认为越南当局背离了胡志明时期的路线，逐渐将中国视为敌人，而过度依赖苏联，则将越南置于危险之境。这一言论引起越南国内震动，但因黎笋对党政媒体的掌控，黄文欢的声音难以广泛传播，最终河内将他从“老同志”转为“叛国者”，使双方再无回旋余地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黄文欢并非因个人原因而改变立场，他与黎笋的矛盾背后涉及越南的革命传统、对华关系以及苏联在东南亚的战略影响。个人选择只是表象，国家路线之争才是根本。在中国期间，黄文欢继续以言论批评越南当局，也多次回顾中越在抗法和抗美战争中的合作，强调中国长期向越南提供的援助应被铭记。

然而，他在中国的影响主要局限于舆论层面，并未能撼动越南的权力结构，黎笋集团依旧稳固。1991年5月，黄文欢在北京病逝，享年86岁。根据安排，他的部分骨灰葬于中国，另一部分随红河水流回越南，生动体现了他与两国间复杂的关系。